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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危思危》、《告别百年激进》

《八次危机》、《去依附》

《解构现代化》

新世纪宏观形势变化对“三农”问题产生了新的影响机制，超出了本书的分析范围。

本书收入的大多数文字是2000年之后我的演讲整理稿。当年，受美国新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资本开始向中国沿海地区重新布局，直接推动2003年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第一的国家；随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开发区打工，导致2004年以后农村出现空心村、城市出现劳工荒……这个势头在2001—2003年经济复苏时表现得还不充分，也因此，书里所讨论的劳动力因为绝对供给过剩，而短期内难以通过对等谈判提高工资待遇等判断，在2004年以后再看，就显得和现实脱节。此外，其他对于劳动力构成重大政策性影响的，一是2004年《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二是2005年中央财政开始承担“三农”开支，同时落实农业税费全免的政策，使得过去按地亩缴纳的“农民负担”几乎归零；三是2007年《劳动法》开始实施，雇主需缴纳不低于工资额40%的社保开支，相当于承担“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真实成本……这些新世纪以来的制度性改进，都促进了乡村劳动者大量向城市转移，派生了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被城市再定价造成的农业成本提高等问题，反过来既促进了土地流转集中和农业机械化占比的提高，又使得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从农村转向城市，导致低端服务业发展。但，这些客观变化及理论思考，都是成书时所难以预见的。

同样，外资大量进入也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资本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中国迅速从“产业过剩”进入“资本过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本比较困难的资金供给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局面。

进一步地，这也在新世纪初改变了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资金严重不足的老问题，而中国不仅在较短期间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还在中央层次的政策导向上转向亲民生、亲环境，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新政，进而在2005年开始实施中央财政为主要投入力量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后来在2017年确立的乡村振兴。此类涉及“三农”的重大国家战略转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有积极意义。

以上提及的这些从“资本极度稀缺”向“资本相对过剩”的趋势性变化，需要纳入必要补充，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所借鉴，只有结合最近十多年的宏观形势变化，才能比较辩证地看待当年我们的观点演化及其分析。

第二，本书另外两方面的参考价值。

本书还附带记录了我的其他变化。2000年我离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接手了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身份上算半官半民。离开偏重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口政策部门，不仅讨论的问题变了，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当然，也就有很多被实践不断改变的观点需要说明。

在此之前，我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任职期间的演讲，主要是在培训地方干部时的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时事形势、宏观政策分析，以及地方发展的制度设计，等等。进入新世纪、接手新工作之后，我的演讲更多地面对高校，还有各种学生社团，也就更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农村问题及当时热议的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当时正值我接近完成中国农村问题百年历史变迁的系统梳理，有了很多独特的、去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遂在几次演讲中都进行了比较通俗的阐释。这些在我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基本制度研究》一书中有比较学术化、规范化的表达，但也难免会有阅读门槛有点高的问题。而本书作为演讲辑录，则尽量做到雅俗兼顾。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本书的这一部分作为理解中国百年“三农”问题的入门导读。

此外，在中国如何应对WTO挑战的政策分析中，我在演讲中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涉及方面比较广泛，也提到了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促进经济欠发达区域资源资本化的作用，还提到了东亚社会中日本、韩国的“三农”制度体系对于中国的可借鉴意义。直到2004年，我进入高校以后，带领团队开展比较精致化的学术研究，才提出东亚“原住民社会”的农户理性及村社理性，及其对于外部性风险的内部化机制作用的理论分析。进而又在生态化扶贫的广泛调研中提出，因空间生态资源“结构性粘连”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价值化开发，必须遵循“空间正义”，应重构村社经济组织作为必要载体……相对而言，那些早期演讲中提出的体系设想虽然内容相对粗糙，但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一个全局性的、整体性的框架，对于致力于实践拓展的读者而言，仍然具有并不过时的参考意义。